自明永乐四年在北京建造皇宫以来，如何能到皇宫内偷盗出稀世珍宝，就是不少江湖大盗梦寐以求的美事儿。当然，想归想，真要飞檐走壁进大内皇宫盗窃，被抓住可是要掉脑袋的。
作者：杨之
故宫图，军机处在乾清门广场西侧
不过，胆大的盗贼还是有的。乾隆四十年（公元1775年）内务府总管给乾隆的奏章中，就上报了几起盗窃案。比如该年8月7日，从宁寿宫履顺门的墙上跳下一个飞贼，此贼轻功了得，武功却马马虎虎，当即被值班太监抓获。还搜出其藏在天沟（屋面排水的沟槽）内的赃物，遂推测其在宫内潜藏不止一日了！奏章还说，有个叫郭四五的飞贼，居然两次潜入大内，“必系惯飞檐走壁猾贼”。清朝灭亡以后，故宫也发生过多起盗窃案，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的盗贼石柏魁，他偷了些在故宫内展出的现代工艺品。
除了这些外来的民间盗贼，宫内监守自盗者也不少，在晚清比较有名的就有萨隆阿盗宝案。萨隆阿可非常人可比，他是满族人，也是个官二代。萨隆阿的父亲叫穆彰阿，是道光朝的权臣，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穆彰阿少年成名，入仕后三次主持乡试，五次主持会试，门人弟子遍天下，所谓“敢为科名致身早，风檐轻与辨骊黄”。 穆彰阿的学生多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，最著名的是曾国藩，其他如骆秉章、叶名琛、何桂清、魏源等。穆彰阿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，很多知名之士都受过他的引荐，因此在朝中党羽众多，号称“穆党”。咸丰帝还未继位时，便对穆彰阿非常厌恶。1850年（道光三十年），道光帝驾崩，咸丰帝继位。不久，咸丰帝指责穆彰阿“保位贪荣，妨贤病国”，将他革去职务，永不叙用。但是，萨隆阿还是托其父余荫，得以进入军机处当官，案发时是刑部郎中，兼任军机处章京。
本期品读为读者介绍的，就是萨隆阿盗宝案。萨隆阿偷的是曾国藩交给朝廷的战利品–洪秀全的金印，他也因此被处决。
1 刑部郎中被秋后问斩
1866年，北京城一个深秋的清晨。在城西南宣武门外的菜市口，人头攒动。这一天是朝廷处死囚犯的日子。菜市口在京城的名气可是不小，一千年前的辽代，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，金代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，明朝时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，沿街菜摊、菜店众多，所以“四九城”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，并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“菜市街”，清代时改称“菜市口”。当然，菜市口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此处是清廷处决死囚的行刑之地。
这一天，通往菜市口的各个大街都被拦住了，到处都是清朝的官兵。人们只能在围栏以外伸长脖子往里观看。在圈起来的一块空地上，有一个席棚，里面关押着一个满人死囚，以及几个汉人囚犯。过不多时，朝廷圣旨下达，一位来自刑部的监刑官高声宣布：“已革刑部郎中萨隆阿偷窃伪印一案，照盗仓库钱粮本例，即刻处决。”在死囚席棚的不远处，还有一个监斩棚。在那里，等待用刑的刽子手正在准备着刑具。在棚子的一边，有一个小小的祭坛，上面摆放着各种刑具：砍刀、绞压器、血淋淋的绞索等。
祭坛前，还有一口装满热水的大锅。锅里的热水是刽子手用来暖刀的。刀把子是木头的，上面刻着吓人的头像。总共有五把刑刀，它们还有专门的名称：大爷、二爷、三爷、四爷和五爷。自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多年来，这几位“爷刀”不知杀死了多少囚犯，被刽子手尊称为“神刀”。
用刑的时刻到了。两个五大三粗的刽子手拿好绞索，走到囚犯萨隆阿跟前，先引见自己，然后说了一声：“请大人归天。”随后，他们将绞索在萨隆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环扣，萨隆阿头朝下躺在地上，刽子手摇动“绞压器”。一眨眼功夫，萨隆阿就一命呜呼了。旁边围观者，连声说“好”！
话说这萨隆阿可不是一般的死囚。他在犯事之前，官至刑部郎中，兼任军机处章京，军机处属于清廷的权力要害部门，他还是满人，故而地位又高军机处的汉人章京一等。这样的人物，为何会被问斩呢？
2盗窃金印熔化为金条
有人问了，萨隆阿究竟犯了什么法，导致丢了性命？话说同治四年八月十七日（1865年10月6日），北京城天气暖洋洋的。在紫禁城隆宗门内，南北两侧，分别有一排平房。这里，就是自雍正皇帝以来清代最高中枢机关–军机处的所在地。北面为军机大臣值房；南面为军机章京值房，其中东二间为满人章京值班房，西二间为汉人章京值班房。这天清晨，满人军机章京房值班。他乘人不备，悄悄地进入汉人章京值班房，将存放在那里的贵重物品盒子打开，取出了一方金印，将其带回自己在东单牌楼东观音寺胡同的家中。
一周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（10月13日）把金印带到东四牌楼的万盛首饰铺，找到熟悉的店伙计王太和王全，谎称这金印是他在外省做官的叔叔带回北京的。他用四十吊钱的代价，请首饰铺将金印熔化成10根金条，每根金条大约重10两。不久，萨隆阿手头紧，就将其中的两根金条拿到“恒和钱庄”兑换成银两，其余八根则埋藏在家中的炕洞里。
被熔化的金印来历不凡，它原是天王洪秀全的金印，也叫金玺，洪秀全共有三方印章，除了金玺外，还有玉玺和木玺。一年前，即1864年7月19日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南京城之后，缴获了这块金印。1864年8月14日，曾国藩吩咐手下把洪秀全的“伪金印和玉玺”装在一个特制的木匣中，外用牛皮包裹，派得力干将王廷贵由南京送往北京。这块金印自然不是寻常的战利品，它也是曾国藩的湘军成功镇压太平军的凭证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自然由军机处官员亲自捧到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面前去过目的。事后，皇帝让军机处暂时保管金印。
但是，军机章京萨隆阿起了贼心，他将金印偷走，将其熔化为金条。如此重要的物件，就给白白地毁掉了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很快军机处发现金印失窃。当时，军机处首席大臣是恭亲王奕。他指令大清内务府刑司人员四处侦查，限期侦破此案。
金印失窃的消息不胫而走。所有在任职的满汉章京谈虎色变，人人自危，仿佛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。刑司人员内查结果，一无所获。于是把那些平素与有瓜葛的人，包括专司洒扫的下役统统抓起来严加拷问，岂料这些人宁肯皮肉受苦，也咬紧了牙关，断不屈打成招，奕无奈，只好把这些人放了。
3 卖金条漏出马脚
内务府番役处倾巢出动。番役头目保祥、德荫、英奎等率所有探子微服私访，把北京大街小巷全部查了个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种梳篦头发似的逐街逐店查找，还真找到了案子的蛛丝马迹。
保祥和德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终于发现了有关此案的线索。他们向英奎报告说：“北京的恒和钱庄在多天前曾收购过两根刚熔铸的金条。”英奎闻讯赶到“恒和钱庄”，取出那两根金条一看，果然是刚熔铸的。再仔细察看金条的侧面，发现两个小小的字“万盛”。这两根金条一根铸有一个“玖”，另一根还铸有一个“拾”字，这是金条的编号，两个数字说明这两根金条是第9号和第10号，那就是说熔铸这批金条起码是10根以上。而这些金条每根重11两，10根就重110两，总重和失窃的金印重量吻合。
经过一番调查，英奎得知东四牌楼附近有一间金铺叫“万盛”，他知道接近目标了。1866年1月下旬，番役查找到东四牌楼万盛首饰铺。得知该铺几个月前曾熔化过一方金印。根据这一线索，番役对铺内所有伙计逐个盘问，在刑讯之后，王太和王全如实供出了军机章京萨隆阿。开堂审讯时，萨隆阿负隅顽抗，死不承认，但是“恒和金铺”和“万盛首饰铺”的当事人一上堂对质，他就不得不低头认罪。接着，在萨隆阿的指认下，英奎又在他府上卧室炕洞里掘出了另外8根金条。
堂堂的军机章京竟然屈身为盗贼？这在大清朝建国200多年的历史上，还是头一次！在此之前，皇宫内也发生过各类小的盗窃行为，如一些太监、贫苦的苏拉（下等仆役）偶尔也会从宫中偷走一些金银、首饰、珠宝之类，但他们毕竟都地位卑微。一个堂堂的兼任章京的刑部郎中竟然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，确实有损天朝尊严。更何况，偷盗者还是当时地位高贵的满人！
当时，处总共有32位章京（满汉各16人），而萨隆阿是满人章京，且是负责执法的刑部郎中。他的官品在众多章京中是比较高的。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，清代的军机大臣处可不是一般的衙门，其办公地点处于紫禁城之中，是朝廷最机密的权力中枢所在地。即使身为王公贝勒、满汉大臣，只要不任职，对这里也要退避三舍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做个不恰当的比喻，清代的军机处是直属于大清皇帝的秘书班子！而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，负责“缮写谕旨、记载档案，查核奏议”。
清代对军机处的值班房严加防范。乾隆皇帝曾经下诏说：“军机处系机要重地，凡事俱应缜密，不容宣泄。”军机处所用的差役，一般选用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，俗称“小幺儿”，到二十岁时就辞退，以防止泄密。可是，就在这样一个禁卫森严的地方，缴获的洪秀全的金印竟然丢失了！而且是监守自盗！萨隆阿身为军机处的朝廷命官，竟然执法犯法。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大怒，下令将萨隆阿于秋后绞死。
4 盗金印源于赌博缺钱
军机处盗窃案，很快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。甚至连驻守北京城的英法美等国外交人员也知道了。这一丑闻被京城的外国公使馆人员议论纷纷，甚至称“清朝官员都是欺世大盗”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密福特感到不可理解，他奇怪的是萨隆阿“事业有成，家道殷实，并不缺钱”，怎能为了这区区10根金条，就去盗窃呢？
这些西方外交官都是熟读《圣经》的基督徒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很滑稽，说萨隆阿没有好好遵守《圣经》第“十一诫”，即“不可被捉”。当然，萨隆阿偷盗金印，是属于一次个人行为，但这不是一次寻常的盗窃。首先，它是发生在清廷最机密最重要的权力中枢–军机处。堂堂的大清朝连其权力中枢的工作人员都作奸犯科，还能治理好天下吗？一叶知秋，萨隆阿案件确实反应了清廷行政官僚体制的没落，到同治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弊端。另外，萨隆阿的盗窃案，作为一种经济犯罪，也是晚清国库濒临破产的征兆。萨隆阿本人嗜赌成性，赌输钱后囊中羞涩，就打了这方金印的主意。萨隆阿所在的刑部衙门，由于经费困难，其办公设施已经破败不堪。1865年，大清朝海关税务司的赫德记载说：“刑部的状况极为恶劣，围墙很低，上面盖满尖刺，防止监犯逃脱。里面肮脏的泥水淌到街道上。”大清帝国的贫困，不独外人如此看待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也有同感，1867年京城来人告诉曾国藩说：“京中气象甚恶，明火执仗之案时出，而市肆乞丐成群，民穷财尽。”这种现象让曾国藩深怕发生异变。
一年多后，即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（1869年1月26日），曾国藩在阔别京城17年之后，第一次进京面见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。此时,曾国藩已经见不到老师穆彰阿的儿子萨隆阿了。在京期间，曾国藩与慈禧太后前后有三次对谈，所谈都是裁撤湘军以及直隶练兵等军国大事。慈禧太后与曾国藩到底谈了什么呢？这里且引用几句对谈，感受一下慈禧太后的真实问话风格：“慈禧：汝在江南，事都办完了？曾国藩：办完了。慈禧：勇都撤完了？曾国藩：都撤完了。慈禧：汝一路来可安静？曾国藩：路上很安静。先恐有游勇滋事，却倒平安无事。慈禧：汝出京多少年了？曾国藩：臣出京十七年了。”
如此等等，这些问话让曾国藩内心非常不耐烦，也让曾国藩非常地失望。通过与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谈话，曾国藩认为，“两宫才地平常，见面无一要语”，而同治皇帝尚小，没有和他说话，故而曾国藩说：“皇上冲默，亦无从测之。”
更令曾国藩担心的是，他发现朝廷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军机处领班大臣恭亲王奕、文祥、宝鋆等人手中，曾国藩认为这些人权过人主。尽管恭亲王等军机大臣权力超过皇帝，但是他们几人各有缺陷，都无法担当重任。曾国藩说：“恭邸极聪明，而晃荡不能立足。”至于文祥，他虽然为人正派，但是“规模狭隘”，不懂得用人“自辅”。至于宝鋆，也是口碑很差。一句话，曾国藩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心。
曾国藩是一个传统读书人，他的知识结构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治主义者。他所看到的晚清王朝的诸多弊端，也都是人事危机。然而，清王朝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吏治腐败问题，更根本的是延续二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之下，中国君主专制的制度危机正在凸显出来。
